高錕的遲到和奧巴馬的早到

　　2009年最后一個月的10日，有兩位具有鮮明比較意義的人物出現(xiàn)在世界舞臺上。一位是華裔科學家高錕(左圖)，盡管患老年性癡呆，但他還是在10日晚出席了在瑞典斯德哥爾摩舉行的諾貝爾頒獎禮及晚宴，并親自上臺領取諾貝爾物理學獎。另一位是美國總統(tǒng)奧巴馬，也在當?shù)貢r間10日于挪威首都奧斯陸領取諾貝爾和平獎。
 

　　比較而言，高錕的獲獎和領獎是諾貝爾獎和國際社會對其遲到的承認，奧巴馬的獲獎和領獎則是諾貝爾獎和國際社會對其早到的認可。

　　對前者而言，這種承認是實至名歸，對后者而言，這種認可恐怕還有一些變數(shù)，因而較難獲得世界的認同。但無論是遲到的承認和早到的認可都不僅可以成為諾貝爾獎歷史的一種范本，也不失對于公眾和社會的意義。

　　高錕的被承認讓人感到是一種遲到的重要原因是，由于患病，他已經(jīng)難以完全理解其獲獎的全部意義了。盡管高錕也能上臺領獎，并且知道他獲獎是一件好事，但他已無法用流利語言表達他內(nèi)心的豐富感受以及描述他的工作對世界的意義和將來光纖發(fā)展可能對世界的更多更重要的貢獻了。就像他的太太感嘆的：“他的研究都40年了，這個獎，如果早幾年就好。”所以，也才有高錕太太黃美蕓在12月8日的諾貝爾獎得獎人講座中，以《古沙遞捷音》為題，代丈夫進行獲獎演說。

　　由于光纖的原材料玻璃是以沙粒提煉而成，故黃美蕓代丈夫的演講用了《古沙遞捷音》的標題，但如果是由高錕本人來演講是否會用這樣的標題，就不得而知了。因此，由黃美蕓和高錕的同事捉刀形成的演講稿雖然也忠實地反映了高錕的成就和研究經(jīng)歷，但遠沒有他本人演講那么傳神和深邃。代高錕撰寫演講稿的香港中文大學信息工程學系教授張國偉稱，經(jīng)過多番修改后，有信心講辭與高錕希望表達的內(nèi)容“有九成相似”，但最遺憾的是演講沒有提及光纖未來發(fā)展，“我們未能代替高錕預測未來，但假如高教授能親自撰文的話，就應能預告光纖的發(fā)展路向。”

　　即使高錕的獲獎是一份姍姍來遲的禮物，但如果從諾貝爾獎歷史來看，高錕也算是幸運的了。由于種種原因，諾貝爾獎除了有遲到和誤獎之外，還有應給予獎勵但卻沒有獎勵的。例如，本應和李政道、楊振寧一起獲得1957年諾貝爾物理獎的吳健雄卻沒能獲獎，以致讓吳健雄永遠都感到不公平。

　　與高錕相比，奧巴馬的獲獎和領獎與其說是一種意外，倒不如說是一種早到。這種早到既令奧巴馬感到“慚愧”，又令他不愿也不能把獎金領到手，而是要全部捐獻給慈善機構。盡管奧巴馬表態(tài)說，他不知道自己是否做出了足以戴這個桂冠的貢獻，但從實際情況來看，奧巴馬對自己的獲獎不僅是底氣不足，而且是深感不配。所以，他在獲獎演說中說：“我以深切的感激和謙卑之心接受這個榮譽。跟史上一些獲此獎項的巨人相比，我的成就微不足道。”

　　由于知道人們并不認同其獲獎，奧巴馬在演說中為戰(zhàn)爭與和平的關系作了一些辯解。他認為，動用武力有時是有理的，特別是基于人道立場，以“基地”恐怖組織為例，談判不可能叫他們放下武器，因此需要“公義之戰(zhàn)”。這是指戰(zhàn)爭只有在符合特定條件的情況下，才是合理的：即在別無選擇或自衛(wèi)的情況下發(fā)動，動用武力須合乎比例，平民應盡量免受暴力傷害。

　　不過，奧巴馬提出的戰(zhàn)爭與和平的觀念是否能為世界所接受還有待觀察。也許諾貝爾獎評委會只是把奧巴馬作為一種改革該獎項的最好道具和示范者，也就是要提前給予一個認可，希望獲獎者照著評委會認可的方向和內(nèi)容去努力。這實際上是為奧巴馬套上一個籠子或劃出一個圈子，希望他不要走出或逾越籠子和圈子，按照和平獎所定義的內(nèi)容去想去說去做。

　　如果在未來奧巴馬的言行并沒有按照這份桂冠所指引的方向去做，沒有實現(xiàn)和平獎所規(guī)定的要義，那么，奧巴馬和諾貝爾和平獎評委會也將淪為千夫所指。所以，奧巴馬的獲獎從某種意義上來講比實至名歸的獲獎更難受。奧巴馬今后更主要的工作是要解開諾貝爾獎評委會給他下的套。這實在是一個不輕松的任務。不過，諾貝爾獎評委會這次頒獎的改革也是在冒險。但是，如果能成功，這何嘗不是諾貝爾獎的一種模式，從實至名歸到先賒后還。

　　不過，無論諾貝爾獎對高錕的遲到還是對于奧巴馬的早到，也都有一個共同點，他們都沒有想到會獲獎，而且高錕的妻子還因高錕的研發(fā)工作不能照顧家庭而嘲諷他“那你就可得諾貝爾獎了”。